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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征农地背后的中国城镇化隐忧

[日期:2015-08-11] 来源:石家庄信息网  作者:FT Chinese [字体: ]

对当地人来说,这看上去像一场入侵。三年来,富有村村民一直在对抗政府支持的开发商,后者将他们的土地变成了巨大的建筑工地。暴徒趁着夜色窜入村子,威胁并不时殴打村民。手持锄头、镰刀的村民轮流守卫着进入村子的狭窄街道。

此刻,一辆接一辆卡车沿着高速公路浩浩荡荡开过来,车上满载着戴着“警察”字样头盔的男子,个个手持长棍、电棍和防暴盾牌。在附近镇上工作的亲戚说,他们提前打电话提醒村民,这些人已经出发了。村民们从建筑工地抓起钢管,严阵以待。

在北京以南2000多公里的云南省,在明媚的阳光下,双方在未完工建筑之间宽阔的马路上爆发了冲突。人群掀翻了三辆银色雪佛兰(Chevrolet)轿车。在小范围的混战中,有人受伤流血,被打倒在地。

村民抓住了八名“警察”,用包装胶带和塑料绳把他们捆绑起来,关在村子的会堂里。仔细观察就可看出,这些外来者与村民们一样,都有着农民饱经风霜的脸。他们的藏青色制服其实是套在普通衣服外面的不合身的保安服装。一名女性村民一次又一次地打电话向真警察报警。

下午晚些时候,形势越来越紧张,村民们将人质中的四人拖到了马路上,用一块红布横幅将他们绑在一起,在他们身上泼上汽油,要求对方撤离。但对方反而冲了上来。

当去年10月14日的浓烟散尽后,被烧焦、血肉模糊的人质尸体横陈在人行道上,仍被绑在一起。至少两名村民和两名外来者被发现死在附近的田野里。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保卫自己,”一位因害怕报复而要求匿名的村民说。“如果我们不杀他们,他们会杀死我们更多人。”

富有村的冲突因其野蛮程度(而非发生本身)引起关注。强征土地是造成中国农村及所有城市周边大片村庄所变成的棚户区不安定的首要原因。

城市VS农村

中国快速城市化的首要动力来自城市较高工资的吸引,以及逃离繁重田间劳作的机会。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3月在发表讲话时承认,30年来,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中国的农村人口已经从1980年占总人口的80%,下降到现在的不到一半。农村对中国经济的贡献萎缩得甚至更快,从198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0%下降到了9%,这使得城市更具吸引力。

但是,还存在一个比较丑陋的“推动”因素。中国五分之一的农民工别无选择,只能另找出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了土地。

这部分人的数量令人震惊。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 201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称,中国共计2.5亿农民工中,有4000万至5000万人已经因征地而成为失地农民。社科院估计,每年都将有300万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

中央政府的官方立场是欢迎城市化。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权利和服务,因为在中国限制性的户口登记制度下,他们被划归为“农民”,但与此同时他们又没有可以回乡依靠的田地。这可能诱发不稳定,尤其是在经济增长放缓的时候。

独立估算得到的数字甚至更高。据北京理工大学(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究农民工问题的学者胡星斗估计,失地农民的人数已经从仅10年前的4000万急剧上升至1.2亿。

对于有些中国农民来说,失地补偿足够让他们开始新的城市生活,或者作为在城里做点小生意的启动资金。但对于其他数百万失地农民,情况并非如此,这就为绝望的抗争(就像富有村的那场冲突一样)搭起了舞台。

国际土地权利非政府组织——美国农村发展研究所(Landesa) 2011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近半中国村庄失去了部分或全部土地。该调查发现,在近四分之一的征地案例中,村民们未得到补偿。中国科学院(CAS)的研究显示,在当地人认为自己失去土地而没有得到合理补偿的情况下,更有可能发生“群体性事件”——官方对抗议活动或骚乱的委婉说法。这一点显然并不令人意外。

这正是晋城镇(位于云南省会昆明以南滇池岸边)十几个村庄、约2万名在这片肥沃平坦的土地上耕种的村民的遭遇。数千英亩的土地被夷平,以便实施当地政府的规划,在这里建设一个36亿美元的“古城”旅游景区,配有湖边别墅、高层公寓以及一座与周边环境不协调的汽车配件批发市场。

暴力征地在中国各地非常普遍,但昆明附近的这一征地规模实在太大。

2013年,晋城镇发生了四起暴力冲突。就在富有村2014年爆发致命冲突差不多一年前,附近的广济村村民抵挡住了携带催泪瓦斯的警察,后者试图逮捕该村土地运动的领导者。他们一度扣押15名警察和当地官员作为人质,直至当局同意让步。40名村民和27名警察受伤。

暴力事件不断增多

随着债务缠身的地方政府开始将用作抵押的土地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中国各地暴力冲突事件的数量在2009年之后大幅增多。这使得地方政府以及强大的治安力量都明确站到开发商一边。

根据官媒报道绘制的“血房地图”显示,2010年,中国各地至少有16起征地或强拆事件造成至少一人死亡,相比之下,21世纪头10年的其余年份发生的此类事件不多。最近的一起事件是,去年山东一名守护自家土地的村民被拆迁者放火点燃帐篷活活烧死。

在中国,农业用地归国家或村集体所有,而世代耕种这些土地的农民家庭在法律上只有30年的使用权。政府将土地卖给开发商时,村民没有任何发言权,但那些激烈抗争的村民常常能够争取到较多补偿。然而,当地方政府迫切需要土地时,对峙可能会变得丑陋。

卖地的动力根源往往意味着,为“开发”而征收土地的速度超过了城市的自然增长,导致中国许多城市周边出现连绵数英里的空荡荡的鬼城。

这似乎正是滇池东南沿岸所出现的情形,在这些地方,优质农田现在沦为废墟。在一大片瓦砾和推土机压过的荒地之中,看得到几块零星的肥沃黑土和深绿色菜地。工地围板上的大字标语是:“中国梦”。

滇池周边抵制征地如此激烈的部分原因在于,这里的农民靠种植新鲜蔬菜(在当地仓库包装并发往全国各地)本来过着不错的生活。向富有村村民提议的补偿是每亩(15亩等于一公顷)9万元人民币(合1.4516万美元)。这大概是全国平均补偿水平的4倍,但低于附近其他村庄得到的补偿,且远低于根据年度作物收入倍数的国家标准计算出的数额。

“看起来好像很多,但在我们这里,只相当于大约两年的收入,”前述富有村的村民说。“有些人没有别的生计,他们将不得不外出打工。这里的人们不喜欢迁居。我们喜欢留守家园。”

这个说法得到了统计数据的印证。随着劳动年龄成年人外出打工,中国很多贫困的农业县都出现了户籍人口外流现象。但晋城镇的人口一直保持平稳。年轻人在附近的城镇从事服务业,而他们的父母继续在村里种地。

强征土地打乱了城镇化的正常进程,比规划更快、更远地把农民驱离土地。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不得不抚养失去农业收入的父母。如果村里的房屋被拆毁,补偿款可能只够安置新居。

在同属晋城镇、距离富有村只有几英里的安江村,村民们已经在权衡这种得失。2013年4月,大约50名安江村村民在与拆迁者和警察的打斗中受伤。

两年后,该村被瓦砾包围着,尽管没有新的施工作业。在无地可耕的情况下,安江村3000多村民中,许多人加入了由进城务工的农民构成的“流动人口”,村里只剩下留守的老人和儿童。

“以前我们虽然穷,但一家人还在一起,”安江村一家商店的店主说,“现在大家都四散谋生了。”

高压维稳

那场冲突结束后,武警部队封锁了富有村两个月。村民们被轮流拘留,直到他们交代出杀人者。9个月后,有的家庭还不知道自家男人被关在哪里。

即使今天,在村口的检查站,仍有保安监视着每一个进出的人。手机也被窃听。

“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小地方,我不敢相信这里居然会发生这种事,”一名目睹了富有村杀人事件的晋城镇女士说。“我过去一直相信这个社会是好的,但现在每次听到‘国家’这个词,我都会感到害怕。”

10个月后,富有村原本肥沃的农地被巨大的“泛亚汽车零部件贸易和商业中心”取而代之,该中心能够容纳几千个仓库,将于今年9月开业。这是昆明市政府将14家批发市场迁离主城区计划的一部分,尽管商户们反对迁至距离主要人口中心两小时车程的地方。

这一项目的4家支持者之一——泽仕通(China Z-Stone)网站显示,该项目是云南省“百强”之一,有幸获得当地县政府的信心。泽仕通是一家由电信制造商转型的房地产开发商。

泽仕通的一名销售经理说,富有村村民针对补偿的抗议使这个80亿元人民币(合13亿美元)的项目推迟了数年。“但现在问题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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